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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秘密印刷厂在上海

发布时间:2017-07-28 12:07  浏览次数:
  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了十余年,其间创办了地下印刷厂,因险恶形势,印刷厂前后搬迁了二十余次,相继出版了《向导》《布尔塞维克》(即布尔什维克)《红旗》等报刊和多本理论著作。这些书籍报刊犹如一柄柄火炬,将党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到大江南北,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。而秘密印刷厂的传奇经历,也为近代上海印刷出版事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 
  绝对忠诚的人
 
  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钱之光回忆,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,因为隆隆的机器声很容易引起怀疑,一旦遭反动军警搜查,笨重的机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难转移或隐藏,所以秘密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存留较长时间。1925年,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印刷厂,直到1932年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,该厂多次遇险,但总是逢凶化吉,创造了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。
 
  1923年中共三大结束后,中央局从广州迁至上海,为了扩大宣传,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、徐白民、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。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,革命高潮迭起,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场所,出版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办地下印刷所,专门印刷秘密刊物和内部文件。经过努力,地下党员倪忧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车站附近香山路(今象山路)一幢带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,办起第一家地下印刷所——国华印刷所,印刷设备只有一部对开机、一部脚踏圆盘机、一副老五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铅字等。为防不测,倪忧天在房外特意挂上“崇文堂印务局”招牌并对外营业,以便把国华印刷所伪装成崇文堂的加工场。同年9月,党员沈选庭送校样时意外受到外国巡捕“抄靶子”(搜身),稿件校样遗失,为了安全起见,国华印刷所不得不紧急转移别处。
 
  1925年冬,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,主持印刷厂工作。他化名杨杰,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,印行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。为了扩大印刷事业,必须招募一批员工,但这项工作十分特殊,需要素质极高且无比忠诚的人才能胜任。为此,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,挑选可靠的人员当印刷厂工人。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、毛远耀等人去沪,配合毛泽民工作。当时,担任上海书店经理的徐白民负责发行党的公开和半公开进步书刊,毛泽民则是党中央革命书刊秘密印刷发行的负责人,形成了“印刷、发行双翼齐飞”的良好局面。
 
  由于环境恶劣,1925年至1926年,中共上海印刷所合计搬了六次家,中兴路西会文路、闸北青云路青云桥、租界泥城桥鸿祥里以及新闸路新康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迹。即便如此,地下印刷厂仍然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,它先后承印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,如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《中国工人》《新青年》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秘密文件,又承印了全国各大进步书店发行的马列主义书刊,把革命思想播撒到民众中去。
 
  充满智慧的“伪装封面”
 
  1927年春夏之交,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,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,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,中共报刊出版工作几乎陷于停顿,毛泽民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。为了重建党的宣传阵地,中央常委会于10月22日通过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决议,定名《布尔塞维克》,由瞿秋白、罗亦农、邓中夏、王若飞、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,编辑部就设在上海亨昌路418号(今愚园路亨昌里)。11月初,党中央急调毛泽民回沪,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。
 
  毛泽民首先在派克路秘密创立协盛印刷所,这是当时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,发行党内刊物《中央通讯》和党中央理论刊物《布尔塞维克》等。“明者因时而变,知者随事而制”,为了应对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的严密搜捕,毛泽民和印刷厂的战友们随机应变,巧妙地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,如《中国文化史》《中国古史考》《平民》等,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《中央半月刊》做封面,这些“红色伪装书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斗争智慧,是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。
 
  1928年12月,印刷所遇到开办以来最大的危险。巡捕房密探顺藤摸瓜,找到印刷所的位置,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间屋子里,又在一家旅馆里扣住毛泽民。得知毛泽民被捕后,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,幸好当时毛泽民的身份没有暴露,最终交了800银元的罚款,化解了这场危机。1929年,毛泽民奉命前往天津重组地下印刷厂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暂停运营。直到1931年初,中央派遣毛泽民回沪,与瞿云白、钱之光等人续办印刷厂。经过一番辗转,印刷厂落户到齐物浦路元兴里(今安国路口)的两幢楼房,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,一边是秘密印刷厂,一边是一家绸布庄,其实是以开设绸布庄作为掩护。在白色恐怖下,转移印刷厂是很不容易的事,每次转移时,要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,放到党的地下转运站里寄存,再搬到新的地方,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,才能搬到目的地。搬迁时,还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,外面用草绳缠好,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,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样,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。
 
  1931年,毛泽民调回上海负责印刷工作期间,他向党组织请求后,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,终于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护送到上海寄养。
 
  绸布庄里的红色秘密
 
  齐物浦路元兴里(今安国路口)的两幢楼房,房子紧紧挨在一起,分上下两层,门牌号是146-148号。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,一边是秘密印刷厂,一边是一家绸布庄,瞿云白负责印刷厂的对内工作,而钱之光改名为徐志先,表面上打理绸布庄,实则承担印刷厂的对外联系。新中国成立后,钱之光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我家住在绸布庄,以夫妻店的形式,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,以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。绸布庄里装有电铃开关,电铃安在印刷间。当外面有人进店铺时,就会按下电铃开关,印刷间的人听到电铃响,就会停止印刷,以免被人听见印刷机的声音。如有突发情况,他们也会根据约定的电铃暗号,通知印刷间采取紧急措施。”
 
  通常,印刷所需纸张都是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绸布庄,然后再送进印刷厂,印好的文件也是经过伪装后,再从绸布庄运出去。印刷厂里住着瞿云白夫妇,房间陈设完全是平常居家的模样,一进房门是个小天井,往里走依次是客堂、后堂和灶间,这其中后堂就是作为印刷车间使用的。要强调的是,所谓印刷厂,最值钱的机器居然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,即便如此简陋,大家还是克服重重困难,为党印制了不少文件和报刊。
 
  没过多久,钱之光就发现有个叛徒在印刷厂附近的安国路菜场转悠,党组织决定马上转移。相关人员先分散到几家旅馆,由钱之光再寻落脚点,他很快看中梅白克路(今新昌路99号)一幢新式红砖三层楼房,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开关的铁杆门,里面还是一道木板门,钱之光租到后,又加了一道铁栅栏,这三道门就如同三重保险,把印刷厂隐蔽得严严实实。现在,新昌路99号的建筑是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,现被列入上海市一级保护文物。
 
  钱之光之所以看上这幢房子,是因为不远处是正在盖的国际饭店,机器声、打夯声、号子声整天不绝,加上这里靠近繁华的南京路,交通四通八达,进退十分方便。印刷厂搬过来后,规模越做越大,人员也多起来,国民党特务万万没想到共产党竟在自己眼皮底下摆开这么大的阵仗。落户梅白克路的日子里,印刷厂添置了一台两相电动机,把脚踏印刷机改成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,印刷厂大量翻印苏区的文件、文章,印制有关宣传形势、罢工斗争情况的传单,同时还曾印制《党的建设》《红旗周报》《布尔塞维克》《实话》等刊物。
 
  地下印刷厂的平静岁月总是短暂的。1931年4月,知晓大量党内秘密的顾顺章叛变投敌,国民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在上海滩展开大搜捕,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及时通报,党中央提前采取了隐蔽、转移等措施,身份暴露的毛泽民也紧急转移到香港,印刷厂改由左觉农、钱之光等人领导。
 
  纪律高于一切
 
  印刷厂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坚持,严格的纪律是必不可少的。当时,相关人员按规定不能和家人通讯,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,不能随意上街,也不能参加集会、结社、游行等活动,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利于隐蔽活动。当时还规定,外出执行任务要带自卫武器,所谓“自卫武器”,就是酒瓶、小铁器之类的东西,外出带着它们,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测,可以用来抵挡一阵子。
 
  1932年夏,印刷厂又搬到麦特赫斯脱路(今泰兴路)386号的三层楼房子里,这几乎是印刷厂待得最短的地方,原因是调试机器时,工作人员会到房子周围去测听机器声响,结果发现噪音很大,无法隐蔽。后来才得知,这幢房子是整体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,很容易传声,钱之光等人想尽办法来隔音,但效果都不理想,无奈之下,只好放弃了这个地方。
 
  下一个去处是武定路181弄12-14号的一幢西式洋房,房子质量很好,装饰也很讲究,况且印刷厂搬进豪宅,一般人不大会起疑心。可是印刷厂运转没几天,钱之光就发现新安排的交通员老是擅自行动,尤其是夜里常常外出,很晚才回来,不知道干些什么,让人很不放心。对地下工作者来说,擅自行动是绝对禁止的。为了避免意外,印刷厂不得不再度搬迁。1932年冬,印刷厂搬到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。这段时期内,根据国内外形势以及苏区宣传需要,厂里印刷了党的文件和《红旗周报》《党的建设》《实话》《布尔塞维克》等机关刊物,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。1933年春夏之交,考虑到钱之光等人在上海时间较长,熟人太多,容易暴露,党组织将钱之光等人转移到中央苏区。
 
  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,1935年2月,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,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。